我是２００２年８月走上奉节县林业局局长岗位的。面对崇高的荣誉，各级党组织的关怀，人民的信任，我感到激动，感到鼓舞，也感到不安和惭愧。我深深地知道，我只是履行了一个共产党员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承诺，只是履行了一名国家公务员的基本职责，只是履行了一名务林人保护国家森林资源的神圣使命?

    奉节县地处三峡库区腹地、瞿塘峡西首，紧靠白帝城，幅员面积４０９９平方公里，林业用地４０２万亩，森林面积１９７万亩，是森林资源大县，保护森林资源显得尤为重要。在从事林业工作近３年时间里，我充分认识到，造林难，守林更难。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为了保护我县的一块国有天然禁伐林不受非法小煤窑的破坏，我竟被人花钱雇凶砍杀，差点永远离开了我的事业、我的战友、我的家人。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２日，灾难悄然向我降临，死神步步向我逼近。那天下午下班后，当我提着公文包拐过政府大院走到２００米处，突然感到有人上来轻轻拉了我右手一下。我以为是熟人在开玩笑，正准备打招呼，猛然感到右手臂钻心疼痛，接着一阵麻木。我扭过头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刚一昂头，右额头上又受到重重一刀。顿时鲜血模糊了我的双眼。我意识到自己遭人砍杀，本能地边喊救命边往前跑，可跑出不到几步，右大腿又被猛砍一刀。这时我还拼命地向前跑了两步，但由于我的头上、手臂上和腿上都血流如注，只觉得天昏地转，再也不能动弹了，就昏倒在街头。十分幸运的是，躺在血泊中的我，被下班路过的同志及时发现，送到了县人民医院紧急抢救。经过５个多小时的抢救，我终于死里逃生，头部、手部、腿部的三处刀伤共缝了４３针。

    经过公安部门艰苦缜密的侦查，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奉节县赫赫有名的千万富翁刘斌，因为在我县正在申报的三岔河森林公园的天然林禁伐区内非法开窑采煤，在茂密的森林中开了一个“天窗”。在经过护林员３次阻止停工，镇政府两次责令停工，县林业局两次派民警强烈要求停工毫无结果的情况下，我亲自主持研究由县林业局森警大队配合国土执法部门依法炸毁该矿机器设备和井口。仅一周之后，刘又肆无忌惮地开挖起来。我正准备第二次组织森警去炸窑时，他却对我下了毒手。刘斌精心密谋，以预付定金１万元，事后付５万元的价码，从湖北省恩施市买通３名黑社会犯罪分子伺机作案。他们事前在我家附近３次埋伏，并到我办公室密探指认，最后在我下班途中实施血腥报复。

    ２００４年７月１７日，昏迷５天的我渐渐清醒过来。我睁开眼见到了满屋的鲜花和守在病床周围的领导、职工和家人。我听说县四个班子的主要领导在第一时间赶到抢救我的抢救室并守候在手术室。还有所有县属部门领导、与我一起工作过的同事、甚至林业局的退休职工和我不认识的群众都纷纷到医院看望我。案发当晚，县里召开“四个班子”主要领导参加的专案督办会，指示公安部门立即抽调精干力量，全力追捕凶手，并全城设卡捕凶。特别是市林业局的周局长等领导多次专程来奉节县看望、慰问，十分关注我的病情并安慰我的家人。这一幕幕动人的情景，那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危难之时党组织给我的温暖，同志们和老百姓的一片真情，令我情不自禁地与我的父母、妻儿抱头痛哭。假若我真的就这样去了，我无法为党和人民尽忠，为年迈的父母尽孝，为妻尽爱，为儿子尽责……

    我是一个刚强的人，在困难面前敢冲敢闯，在邪恶面前，决不屈服，在党和人民利益面前，即使生命受到威胁，也义无反顾。我在住院期间，森警请示对非法煤矿滥伐坑木案件处理时，我说：“你们处理越到位，我在医院越安全。”我躺在病床上还督办了其他两起林业案件。当伤还没有痊愈时，我就拖着虚弱的身子上了班。我上下车要人扶助，职工们就轮流送我。我批阅文时经常大汗淋漓。在下乡检查退耕还林时，我的伤口被太阳晒肿了，彻夜疼痛。妻子哭着要我休息，坚持要我做修复手术，我拒绝了。我这样玩命工作，因为我认为这是我报答党和人民培育之恩的最好方式。

    ２００４年９月７日，市林业局为我专门召开了隆重的表彰大会。会上，重庆市林业局授予我“重庆市森林卫士”的荣誉称号。８月１７日，《中国绿色时报》的报道《买凶杀害林业局长只因财路被断》发表之后，重庆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等３０多家媒体相继作了报道，香港卫视台发表了“莫让英雄当烈士”的评论，国家林业局也组织了采访团来采访，正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奉节县委作出了向我学习的《决定》，重庆市委、市政府，全国绿化委员会，人事部，国家林业局分别授予我“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公务员”的荣誉称号，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作出了大力表彰和宣传我的先进事迹的重要批示。这些都让我特别感动。这一切将永远激励我！永远鞭策我！

    回首２１年来的工作历程，我在党的教育培养下逐渐成长，逐步成熟，并走上了领导岗位。从１９８８年１０月开始，我由一名普通的党员成长为乡党委书记、区委书记，县农委（农办）主任、林业局长。通过长期的基层工作和投身于林业建设，我深深地体会到，天大地大不如人民群众伟大。我就希望自己做个一心为民的人，为群众分忧、替群众解难！

    ２０年前，我刚刚走上工作岗位，就到甲高乡安家村当了一名驻村干部。安家村和姚良村共用一条４０００多米长的老水渠。水渠因年久失修水量不足，两村群众经常为用水发生纠纷甚至械斗。有的农民为了等水栽水稻，长期露宿田边。我感受到村民的苦难，便带着大家自力更生大干了一个冬春，修好了这条水渠。修水渠时，我和村民一起搞规划测量，一起搞预算筹资，一起与村民挖土方、挑石头，早出晚归，整天忙碌在工地上，连妻子在家生孩子我都没请假回去一天。水渠修好了，两村１０００多亩水田种上了水稻。我还帮助村民制定了严格的用水管水制度，从此结束了村民们争水打架斗殴的历史。驻村工作结束时，村民们要求村干部为我开了欢送会并送了一块匾。村党支部书记周贤光对我说：“安家村１７年来受到这个待遇的，你是头一个。”

    组织上对我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１９８８年把我从一名普通的乡干部直接提拔为黄泗乡的党委书记。黄泗乡是全县最严重的旱区之一，山高坡陡，地形破碎，有３０００多人缺少饮水。特别是有一年历史上罕见的大旱，高温天气持续了８８天，缺水最严重的黄泗、大地等村，村民要到８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挑水。一位陈老汉，大清早去挑水，因路远人多，被过路的骡马一挤，水泼了，只得回去重挑，但挑到一半路程桶绳又断了。老汉趴在地上伤心痛哭，只得再回去挑水，可这时井里只剩下一点泥浆水了。天快黑的时候，陈老汉老婆孩子眼巴巴地看到他挑回的是半挑泥浆水，一家人放声大哭。耳闻目睹老百姓这样的情况，作为一个党的基层领导干部怎能不忧心如焚。我马上召开党委会，专题研究建设饮水工程问题。我马不停蹄地跑立项，跑资金，实地踏查。工程上马后，我带头深入施工现场，连我的孩子得了严重的肺炎住进医院妻子哭着叫我回去，我都没有离开工地。整整干了近两年，解决了２０００多人、近万头牲畜的饮水问题。看到丰收的庄稼和农民的笑容，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我想，老百姓在生产和生活中，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困难和问题，有些事情由来已久，有些事情司空见惯，我们往往觉得无关紧要。但越是由来已久的事，才越是人民群众最紧要的事，越是司空见惯的事，才越是党员干部“天大的事”。

    １９９２年９月，我到安坪乡任党委书记，正赶上三峡库区开展移民试点工作。我和一起新去的乡长冉绍之一到乡里，就冒雨带着乡党委一班人下去搞调查、摸情况、听意见。经过２０天的调研，我记满了两个笔记本，摸清了主要问题，明确了以移民安置试点带动全乡工作的思路。这以后，我们建果园、搞移民安置改土试点、办移民企业，积极探索“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途径和办法。我们大堡村搞水果开发１７００多亩，在对河村搞移民后靠安置改土试点１１００亩，办起了全县第一个移民企业。特别是为了节约开支，我还带人攀悬岩探路、扛花杆测量，用一周时间测量了安坪至藕塘的移民公路。当时的安坪乡困难和问题比较多。如大堡村一位农妇对栽脐橙有抵触情绪，对我们不理解、不支持。我与乡村干部一道给她做耐心细致的工作，并与她家人一起为她家栽了３亩脐橙。后来树子挂果了，亩收入达到２０００元以上。这位妇女后来在安坪乡码头见到已调离的我时，主动上前给我道歉，代表全家感谢我并非要请我到她家作客。安坪乡的移民工作，就是这样通过广大基层干部忍辱负重，艰苦细致一届接一届地工作来完成的。艰难的移民工作不但改善了老百姓的生产生活条件，而且使老百姓从心底感谢党和政府，党群关系、干群关系明显改善，我们因而多次受到中央、省（市）、县领导好评，县委、县府１９９４年给我记大功一次、晋升了一级工资。当年，我也因此被直接提拔为甲高区委书记。

    这以后，我无论是任甲高区委书记，还是任新民区委书记、县农委（农办）主任等职务，都认真做好本职工作，千方百计把农村经济搞上去，让农民的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确保农村社会稳定。我始终坚持一个原则，就是凡是群众拥护、民心所向的事便尽最大努力去做，凡是群众反对、民心所恶的事就坚决制止，把是否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作为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最高标准，把人民群众的情绪作为第一信号，把对人民群众负责作为最好选择。